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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新旧力量冲突最激烈，社会矛盾和斗争最多，在纷繁复杂的时期来到中国，目睹了当时中华大地社会的剧变和历史变革，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在中国呆了两年多，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文化、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
杜威通过了中国
比预想的影响更大
1919年2月，杜威带着家人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到日本游历并讲课。 这件事被中国学生们知道了，马上协商邀请他去中国。 3月12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陶行知(时名“陶知行”)写信给胡适，说:“让老师(杜威)来中国玩，如果能“建设新的教育”，“算了”。 胡适收到信后马上写信给杜威，邀请他到中国讲学。 北京大学陶履恭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郭秉文正准备去欧洲考察战后的教育，经过日本，两人受胡陶二人的委托，抵达东京后马上访问了杜威。 杜威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随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致电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合作支持，执行杜威在北大讲课一年的工作。
1919年3月上旬，胡适以“实验主义”为主题在教育部进行了四次演讲，全面介绍杜威的哲学思想，评价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起源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并对真实论、真实理论和做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解说。 关于实用主义的做法，胡适概括说:“大胆的假设和小心求证”，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这些演讲副本发表在《新青年》、《新教育》、《新中国》等刊物上，杜威还没有到中国，教育界可以说基本了解他。
据4月28日《申报》报道，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从西京打电话，预计30日抵达上海。 “博士是世界的思想领袖，教育的先导者”。 杜威4月30日，爱丽丝·奇普曼夫人( alice chipman )一行人乘坐“熊野丸”抵达上海，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南下，与南京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多家教育团体一起在上海码头迎接杜威。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杜威原计划在中国呆到那年夏天，到了中国的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了。 这个古老的中国释放出的青春热情和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的信中说:“在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样的东西了。 这几乎就是恢复青春……”。 他想看到最后，改变了回国计划，延长了两次假期。 最后，他离开中国到1921年8月2日，在中国的时间共计2年3月和3日。
他先去了上海、杭州和南京，参观了一点中小学和地方高中、工厂，然后到达北京，开始了他的演讲和在各地的巡回演讲。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发表了200多次演讲，大部分是关于教育问题的。 抵达上海的5月3日和4日，他在江苏教育会进行了两次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演讲，蒋梦麟翻译，一千名青年冒着雨走过来，说:“座位满了，后来者在咸环立两侧。”
随后，他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发表了16次社会和政治哲学演讲、16次教育哲学演讲、15次伦理学演讲、8次思维类型演讲、3次詹姆斯、柏格森和罗素的相关演讲，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 其足迹遍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 到达的地方，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
历时两年多，胡适从各方面调整杜威的日程，在北京、太原、济南和天津等地演讲，担任翻译。 陶行知、郭秉文、刘伯明等杜威的其他弟子也有参与。 对于杜威的这些艰难的哲学和教育思想，胡适生动地进行了中国式的传达。 在他和陶行知的帮助下，演讲文案发表在了《晨报》、《新潮》等报纸杂志上。 其中，《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派别》、《现代三大哲学家》和《伦理演讲纪略》被合并为《杜威五大演讲》一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 出版于1920年6月至1921年。 杜威在当时的中国带来的轰动，可见一斑。
杜威可以说是五四时代受到中国知识界一致欢迎的思想家。 陈独秀、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陶行知、冯友兰等，都不受其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梁启超认为他在近2000年前结合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的鸠摩罗什，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重大革命，并表示“中国人应该以杜威哲学为基础，创造新的哲学”。 瞿秋白说:“中国的宗法社会……为了适应中国的新环境，需要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 实验主义哲学刚刚在他积极的方面满足了这个需要。 ”。 孙中山总结革命教训，也为了否定中国古人“知之难，行之难”的思想，佐证了他的“知之易言”，拜访杜威寻求质量证明，得到杜威的同样看法，增加了信心。 杜威的中国之行影响深远，大大超出了当初的预想，胡适说:“自从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比杜威大。” 他还断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在中国的影响未必比杜威先生大。”
《经验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作者:(美)约翰·杜威，编者:李业富，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2月
对中国问题的关心
美好的期待和善意的批评
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问题和时局的命运，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用他女儿的话说，中国是杜威在美国最喜欢的国家。 杜威前后留下了几十万字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时论、论文、游记、书信回答、解密报告、家信和演讲等多种形式。 他解释了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除了评论和对策建议外，还包括他对中国人和现象的批评。 他的批评是善意的，基于对中国繁荣迅速发展的美好期待。
他一踏上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国家，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对国际形势的关心和此前对东方的无知，使他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好奇心。 据说他是访问者、旁观者、注意家、老师、有学问的学习者。 1919年6月1日，他在给孩子的家信中说:“我们刚刚看到数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去见总统，要求释放在街上演讲而被监禁的男学生。 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兴奋多彩，确实相当公平，我们见证着国家的诞生，但一般来说，新国家的诞生并不简单。 ”。
五四运动席卷全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相继得到支持。 最终，中国没有签署《巴黎条约》。 杜威说:“很难想象没有签署巴黎条约对中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这可以说是舆论的胜利。 另外，多亏了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够独自完成这样的事件时，美国真的感到很惭愧。 ”。 在《中国人的国家感情》文章中，他对西方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和力量的突出说明，如果还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持怀疑态度的话，这个说明是深刻而有说服力的教训。”
在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多次声明“中国正在觉醒”，但杜威没有承认。 但是，看到高师工科大学的学生建设3栋校舍，工学部被激励要经营艺校，为工厂提供好的劳动者。 棉业会非常热烈地与学校合作，敏锐地感觉到“商人和同业会第一次真正受到激励，改善了实业的做法”、“这是真正的觉醒，同时也是与学生在一起”。 在1919年7月4日的信中，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感兴趣，学识方面最受益”的旅行。
对中国的爱不影响他对中国事件的评价。 尽管他被自由主义的学生和“新青年”们包围着，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事件的看法。 他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状况了解中国的历史，不应该用近代西方的任何政治概念来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 他认为现代中国在几乎所有方面都遇到了与自己不同的有组织的世界，遇到了新的力量。 这个力量不是人类的力量，而是无法计算的物质力量——战舰、大炮、铁路、奇怪的机械、化学制品。 中国必须改革，但是由于自己长期形成的政治从以前就流传下来，有见解，所以变革会变得漫长而困难。
关于美国和远东、中国的关系，美国认为“在外交和政治中的作用一直是家长式的”。 在多个家庭，如果在护理和保护下的青少年以独立为誓言充分成长，就会发生危机。 在国家这个大家庭里也一样。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需要很多耐心、宽容、理解、善良的愿望，很可能将带有意识或无意识赞助色彩的过去家长式态度转变为对与我们平等文化的尊重和珍惜态度。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进行这样的转变，这个国家和整个远东的关系就会在决策上变得更糟。 ”。
杜威说，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容易引起误解，说服美国不要干预中国内政，呼吁“国家要对国家对待中国，让其他国家寻求独立之类的不依赖之路”，但最重要的是“不相互干涉，不相互干涉” 美国应该取消所有特权和单方面的关系，以便中国人的观察力能够聚焦于改善自己的状况。
《中国心的转换:杜威论中国》，作者:(美)约翰·杜威，编者:顾红亮，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2月
杜威的中国弟子们
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
杜威思想在中国广泛流传，除了其思想本身的魅力外，还依靠他众多中国弟子的推广宣传。 20世纪初，中国许多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有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刘伯明、郑晓沧、李建勋等。 他们回国后大力推进杜威思想，用杜威思想积极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从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等各方面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们对杜威的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和迅速的发展，显示出不同的优势。
杜威夫妇和学生参观了申报馆并拍了纪念照。 前排从左开始: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 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郭秉文( 1880-1969 )是最早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1908年赴美，191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参与南高师的创办，担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校长、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在教育界被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 他把杜威的思想直接应用到改革实践中。 他邀请杜威来南高师做报告，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学校任教，在管理东南大学时，他担任教师，崇尚实学。 将由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转移到南高师，使之成为南高师、东大教师的第一来源。 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兼顾个性快速发展的教育方针，允许学生根据自己有趣、兴趣和特长自由选修或有一定限制地选修。 他提倡民主治学，通过“三会制”把教授治校放在首位，在学生中实施“自动主义”，把东南大学作为实施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胡适是杜威最有名的中国弟子，1910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被公认为接受和实践杜威社会和政治学说的第一人。 在解释杜威的经验主义时，他说:“教育是继续重组经验。 经验就是生活。 是应对人生周围的情况，也就是改变接触的混乱，使有害无害，无害有益……”经过胡适的解释，杜威的“经历”变得和“生活”一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生活，经 这个解释奠定了我们今天认知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基础。
胡适尖锐批评了当时的中国学校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认为这是亡国的教育。 1922年指导新学制改革时，他将“重视生活教育”和“重视个性快速发展”列入“7个标准”。 他强调教育和生活的一致性，主张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考虑其个性和智能，为了迅速发展个性教育，在学校使用选课制和学分制，对不同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教育。 可以说胡适完全遵循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他这样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深。 一个是赫胥黎和杜威。 赫胥黎告诉了我怀疑的方法。 告诉我不要相信没有足够证据的东西。 杜威先生教了我怎么思考，教了我考虑现在的问题，把所有学说的理想都看成结论的假设。 ”。 蔡元培先生也说胡适先生“不仅临时介绍这么尽心，他平日关于哲学的着作，几乎都用了杜威的方法。”
北大历史最悠久的校长蒋梦麟，于1912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接受杜威的哲学和教育。 1917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担任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时，他在高等教育行业宣传杜威思想，运用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观察注意和解体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以历史教育为例，教育以学生生活的需要为主体，以平民生活的中心，注重历史与生活的有机结合， 他重视自动、自治和教育，提倡形成良好的民主素养，健全和活跃个人，提倡个性教育，这些都与杜威的哲学理念不相容。
与胡适同龄的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半年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等人。 1917年秋回国，开始了他的教育和改革实践的生涯。 陶行知继承了杜威的教育理论。 他强调了教育对社会改造的作用，说:“改造人就是改造社会。” 他认为国家兴衰取决于教育，普及教育可以影响祖国变革的趋势，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 他们重视教育和生活之间的有机统一。 他继承了杜威“教育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社会生活就是教育的深化和继续”、“教育必须与生活密切结合”的观点，主张“生活教育就是大众的教育”、“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民众就是生活
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民教育水平落后，列强的外来侵略和内战不断。 如何打开民智，促进人们爱国觉醒，让社会变革成为时代的呼唤。 陶行知认为向3亿农民普及教育很重要，1922年，基于晓庄师范学校的实践，陶行知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育合一”的教育主张，杜 他提倡的生活教育是在社会中、生活中进行的教育，是社会有多大、生活有多广阔、教育有多大。 他提倡青年投身社会，把教育场所扩大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把人类生活的地方变成人类受教育的地方，在社会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品格，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他看到中国的“老师只会管教，学生只会教”，学生被动学习，缺乏自主创造性，在杜威“从做中学”的基础上，提出“教学合一”，“事情怎么学，怎么学？ 所学方法基于方法办的方法”，强调知行合一，强调教学有机统一。 他的教育理论可以说是杜威思想在中国实践中的创造和迅速发展。 正如费正清评价“杜威博士最具创造性的学生是陶行知”的那样，“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正视中国的问题，却超过了杜威”。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民主与科学口号的号召下，中国教育改革进入风起云涌的时代。 杜威的这些中国学生，在中国大力推进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推进大众教育，开创了教育实验的先河，推进了新学制改革。 他们将杜威思想引入教育实验、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教材的改革和社会改造，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受到批判，他的中国学生们也相继受到影响，此后杜威思想的研究暂时沉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杜威思想。 当前人们对杜威思想的现实价值、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和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再次给予肯定，对他的研究也成为当前知识界的一大热点。 杜威来中国纪念100周年之际，在这里讨论杜威，重新认识杜威，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反省我们自己，反思现在的教育，更好地认识自己。
